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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论文投稿浅谈北宋中期的政风之变

发布时间:2015-08-15 00:00 论文编辑: 价格: 所属栏目: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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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政治颇尚“无为”。

黄老思想在宋初虽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但长期以来,“士大夫以冲晦自养”(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三),“相与养成浑厚诚实之风”(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六),使得“人人因循,不复奋励”(范仲淹《上手诏条陈十事疏》)。近人刘咸炘《史学述林·北宋政变考》有论云:“真宗以前及仁宗初年,土大夫论洽则主旧章,论人则循资格,观人则主禄命,貌以丰肥为福,行以宽厚为尚,言以乎易为长,文以缛丽为美,修重厚笃谨之行而贱振奇跞驰之才。”这一概括,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当时包括政治风尚在内的社会风尚。

南宋时朱熹曾论道,宋太宗、真宗朝“可以有为而不为”,太宗“不过写字作诗,君臣之间以此度日而已”,真宗则“东封西祀,糜费巨万计,不曾做得一事”(《朱子语类》卷一二七)。朱熹这番话,是近乎事实的。在清静无为、因循持重的政治气氛中,统治者虽然一意粉饰太平,但潜伏着的社会危机却在发展,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终于日益严重而暴露出来。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便以敏锐的眼光,察觉出一系列隐伏着的深刻危机:

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朝廷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曾未教则贤材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矣,倚伏可畏则奸雄或伺其时矣,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贤材不充则名器或假于人矣夕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矣,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

历史的进程正如范仲淹所预料的那样,此后十数年间,成堆的问题就完全暴露出来了。这表现在:包括军队在内的国家机器庞大松散,效率低下,运转不灵;国家财政开支巨增,常年入不敷出;农民的反抗斗争越演越烈,震撼了朝野;党项族势力在西北崛起,与宋关系紧张,威胁加剧。危机四起,内外交困的严峻局面,是数十年来笼罩政坛的清静循默之风造成的必然结果。

嘉祐四年(1059),翰林学士欧阳修上言指出:

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偷堕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时方无事,固未觉其害也。一旦黠寇犯边,兵出无功,而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李焘《长编》卷一八九)

这是有识者对北宋前期“恭谨静慎”的政风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的深刻检讨。

面对“天下弊事极多”(朱熹语)的形势,宋王朝再也不能照老样子继续混下去了。朝野士人不得不作出新的思考和判断,要求改革弊政的呼声因此强烈起来。他们怀抱儒家“王道”的政治理想,呼望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志切救世,情思愤悱,“言政教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范仲淹《奏上时务书》),沉闷的政治空气从此被打破而活跃起来。在野者如李觏,因科场失意而长期羁居山岩,“诵味经籍,窥测教意”,了大量探寻改革之道的政论文章,依托《周礼》等儒家经典,要求进行彻底而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以达成“先王之治”。李觏之论对当时逐渐开展起来的新政运动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代表了思想潮流和政治风尚的重大变化;得到了范仲淹等人的高度称赞。对政风之变起着重要推动作用的正是庆历新政的领导者范仲淹,《宋史》本传说他:“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历尚风节,仲淹倡之。”朱熹也曾论道:“祖宗以来,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政风的变化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思潮激荡的必然结果,范仲淹的活动正是这种变化的真实体现。

天圣三年(1025)四月,官卑位低的范仲淹上《奏上时务书》,纵论当今之务,倡言“兴复古道,厚其风化”;要求朝廷广开言路,实施变革。他说“傥国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乱于上,风坏于下,恐非国家之福也。”矛头直指守旧的执政大臣。他的上书,揭开了仁宗时期新政运动的序幕。天圣五年,丁忧中的范仲淹又陈《上执政书》,力言变革之道。他说:“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其能久乎?”并尖锐地指出:“今圣人在上,老成在右,岂取维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又云:“务因循而重改作,岂长世之策哉?”再次对旧日派势力发起了挑战。在这篇洋洋七八千言的上书中,他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明国听”等具体建议,初步形成了十多年后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中的基本构想。天圣八年,他再次上书,公开批驳了道家的处世哲学,表达了与朝廷保守势力绝不两立的决心。这是他对在“清静无为”的烟幕下实行苟安政治的又一篇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