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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的国家核心期刊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权的发展

发布时间:2015-02-11 00:00 论文编辑: 价格: 所属栏目:毕业论文

摘要 现代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在追求程序正义过程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理念控辩平等,它要求刑事诉讼程序设计时应当考量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程序对等和力量均衡。在这一前提下,检察权的发展也伴随着辩护权的发展,二者在司法制度向前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形

  摘要 现代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在追求程序正义过程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理念——控辩平等,它要求刑事诉讼程序设计时应当考量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程序对等和力量均衡。在这一前提下,检察权的发展也伴随着辩护权的发展,二者在司法制度向前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控辩制度。本文在深入阐述了控辩权发展内涵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分析我国控辩权的发展历程,探索在我国现有的体制中控辩权的发展规律及趋势。

  关键词 法学的国家核心期刊,控辩权,控辩平衡,附条件不起诉,量刑建议

  一、控辩权的内涵

  控辩权的实质就是指检察机关的检察权与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在控辩制度产生之初,是没有辩护权与检察权这一概念的,但是,随着犯罪行为的出现,犯罪必然要求受到惩处,那么就需要对犯罪行为人进行审判,因此,随着审判权的产生,辩护权也就随之产生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案件量的增多和对程序正义理念的重视,审判机关在刑事活动中的地位也越来越中立化、被动化,检察权也渐渐从审判权中得以分离出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处于侦查机关与审判机关之间,其价值相当于缓冲器与过滤器。之后,为了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刑事案件分流作用和在刑事追诉中的能动作用,检察机关从追诉权中逐渐衍生出了案件审查权,检察机关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辩护权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基本就是随着检察权的发展而发展。因此,阐述控辩权的内涵,首先就是要阐述检察权的内涵。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规定说明“法律监督”有两层意思:其一,检察和监督相一致,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其二,监督与检察具有很大差别,监督的概念要大于检察概念,检察是监督的一种方式,检察权应是法律监督权的一种特殊种类,如人民代表大会也具有一定的法律监督权,因此,并不能把法律监督权等同于检察权,检察权应是专门的法律监督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权。分析我国1979年检察机关重建以来二十多年的检察历史可以看出,启动诉讼程序、指挥诉讼程序、监督诉讼活动,是检察机关一直以来所做的主要工作,检察机关所有的活动,都是围绕这几个方面展开的。因此,我国检察权发展的主线其实就是对诉讼监督的发展。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二是对审判活动的监督,三是对裁判结果和裁判执行情况的监督。这三个方面都涉及法律的正确适用和执行问题,因此,对法律的正确适用和执行进行监督,是诉讼监督的主要方面,也是检察权的内涵所在。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基本的一项诉权,诉讼中的很多权利皆由辩护权而产生,或者密切相关,如申请回避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权利等。辩护贯穿于诉讼整个过程,自刑事诉讼启动时起至审判结束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可以自行行使辩护权,还可以委托律师或者其他辩护人进行辩护,对侦控机关的控诉进行反驳和辩解,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效地行使自己在刑事诉讼中的各项诉讼权利,因此,辩护权的内涵就是对侦、控、审活动的制约,充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

  二、我国控辩权发展的现状

  (一)在立法上的发展

  1.刑事诉讼法的上进步。1979刑法对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方面相对忽略,控辩双方在诉讼中的地位明显失衡。例如,在侦查阶段,因为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办案人员在收集证据之时程序不合法,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检控机关未将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予以排除,而是运用这类证据在审判阶段对被告人进行指控,对被告人进行证据突袭;只有当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律师才能接受被告人的委托;庭审时控方证据是由法院来出示,打破了法院中立的地位;“检察官与律师并不能进行平等的对抗,作为强者的检察官因为享有一系列的‘特权’而显得更加强大;而作为弱者的被告人则因为受到一系列的程序性限制而显得愈加弱小”①。

  我国在对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为提高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总结以往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适当地参考了外国刑事诉讼法律和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围绕着刑诉法的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任务对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尤其是加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增加了“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等原则”,体现了即使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也用法律的形式保障社会主义的人权,采用了抗辩式的审判方式,强化了律师的作用,保持控辩双方间职能相对均衡,这些都对人权的保障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2.律师法上的进步。第一,新《律师法》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会见中不被监听,几乎是各国刑事诉讼的通行制度,符合刑事诉讼理念,也是国际社会极力促成的人权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新《律师法》的上述规定,借鉴了相应制度规定,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人权的日益尊重,使新法表现出浓厚的国际化色彩。第二,新《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另外还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较之以往,这些规定更加具体明确,更具操作性,规范了工作程序,使律师执业有了制度保障。第三、新《律师法》还简化了会见手续、提前了阅卷起始时间、扩大了阅卷范围,使得新法比旧法更加合理。